2006年暑假，在建外soho举办的大场诗会上，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先生发言时谈到有关给自己工地上的农民工免费发放安全套的事情，跟盖满北京的SOHO写字楼群相比，一个小小的避孕套自然是无比渺小的，但再渺小的东西如果可以真的预防一个无辜的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且直接挽救两个以上的即将因为绝症瓦解的家庭的话也是硕大的功绩。更早的时候，在NGO中国论坛上看到某人发言的帖子，作者对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及其资产阶级在发家致富之后对社会公益事业冷漠的态度进行的抨击。但是我们知道，资本执行人们之所以可以对社会公益事业表现的事不关己，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公益事业实际落地监督机制信任，还有一点原因在于，真正掌握着他们事业走向的核心力量并非来自舆论和社会大众阶层本身，而是来自他们的上层……

　　这个上层就是2008年贺岁电影《我叫刘跃进》里的那个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主任，甚至是更为强大的“无形之力”。最后逼着富婆亲自追赶到河南刘跃进的老家刨根问底，让刘跃进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里绝望的喊出疑问。

　　这是一个巧妙的结尾设计，也是一个无奈的结尾设计。它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又不会让电影主创组的成员们丧失掉艺术终极关怀本身，可谓两全其美。但是本文作者并不是希望将本文变成一篇对电影本身的歌颂之作，它希望可以在石头里寻找些骨头，也希望可以在骨头里发觉一些鸡蛋。

　　2007岁末，2008初始的中国华语贺岁影片整体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跟10年前贺岁片概念首次被提出时的模样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换句话说，所谓贺岁档电影已经由最初一种华语电影新型的流派衍变成了华语电影每年固定的一个销售良季，成了一个机会。早于电影《我叫刘跃进》之前登场的《苹果》，推出之后即被舆论大卸了八块，褒贬不一颇具争议。其中一段被删节情色场面更是与《色戒》中被删节的场面一起借助视频网站在互联网上家喻户晓。单说《苹果》，从几个我们所共同熟知并一直认可的主流媒介发出的关于它的评论及报道来看，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被范娱乐化轻而易举的覆盖掉了，我们并不关注主人们公来自何处去向何方，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忍辱负重，而更关心的他们为什么要把电影拍得如此露骨，而且究竟有多露骨……

　　这里插一句，2007年岁末，无数总结眼花缭乱，唯有一篇不喜外流的文章看的我触目惊心。文章的作者特意叮嘱我不要拿出去就是写着玩，为了尊重我们的友谊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但是一个音乐圈的人，或者说一个娱乐圈的边缘人士实际所关注的却是人道主义和无所谓终极与否的人文关怀，这让我在随后的一周内对各种十八流娱乐花边新闻感到发自肺腑的恶心。

　　回到本文内容，促使我去电影院花60元人民观看电影《我叫刘跃进》的根本动力来自我对该片导演马俪文女士的喜爱。她之前的两部电影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虽然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硬伤，但是影片本身所流露出的只有女性导演方可渗透出的细腻着实让人着迷。早先一段时间，许多人对于一位素来以指导单元人物情感纠葛电影见长的女性导演驾驭一部明喻黑色幽默，实则含辛茹苦的具有时代性历史背影景致的暗流史诗片的能力表示怀疑。其实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的确属于多虑，因为无论怎样宏大的诗篇都需要具体的切入和量化的体现，从这层意义深入上说，以上所有的怀疑其真正性基本不存在。现在影片出来，是骡子是马需要拉出来溜溜，任何自认为有义务和必要对该片品头论足者，最值得尊重的方式就是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对于看过电影《我叫刘跃进》的诸位而言，如果你恰好在北京CBD一代长期活动，那有理由恭喜您，因为除了可以在影片中看我们周边的琐碎之外，影片利用高空拍摄帮助您从另一个角度，立体化和具有层次性的了解到了北京CBD，或者说，正在建设中的北京CBD的风貌。而对于那些对北京CBD并不了解的诸位而言，如果您有幸看到这篇拙文，那也给您道喜，因为上面的一段描述可以向您传达一个这样的信息——任何平面化的物质当其被彻底立体化后，其完美程度会遭到灭绝性的破坏。但同时，破坏过后所重建的审美和感官审美恰恰就等于真实本身。

　　一个时代的艺术，如果全部都追崇于艺术高于生活而拒绝还原现实，拒绝现实主义题材那么这无疑就是一个腐朽艺术时代。

　　影片的主角刘跃进，它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人名。作为本片的主人公，它的一得（拾包）与一失（丢包）贯穿了全片。他的身后是千百万来自中国农业大省河南的民工，它身边是处于被资产雇佣又控制着城市之伟岸工程实际建设者们的山东籍包工头，是来自东北从事城市夜间低端娱乐消费的发廊工作者，是混迹光辉背后垄断某一行业的北京土著流氓恶势力，是代表着正义利剑的人民警察，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职业犯罪团伙……但是影片同时也交代出另一条线索——比如无形的网，比如与民营资产进行交流的市井地痞，受腐败分子雇佣的职业打手。

　　本片的基本故事通俗易懂，并非矫情的文艺片。但从配乐和剪辑等技术环节的角度来说，比起中国现代黑色幽默电影的顶峰之作《疯狂的石头》则显示逊色几分。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入手，《我叫刘跃进》所引发的新型城市问题与早先《三峡好人》所揭示的地域性迁移问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类似的题材，从获奖的角度而言对于西方各类中小型，偏重人文关怀的电影节而言似乎是具有着滚石一般的魔力，但对于票房而言则是一颗定时炸弹。中国的电影，及其附属消费群体到今天为止所期望得到的感官满足依旧不是切腹式，而是依旧期望得到遗忘式的脱离、摆脱和暂时性的失忆与梦游。所以，在西方进口娱乐大片中，他们找到了非文化归属和道德认可所带来的快感，但那种快感恰恰来自直接的感官刺激与情感的挥发，对观众而言，这点荣光足以满意他们。故此，在《我叫刘跃进》正式公映第二日当天最后一个上映时间段里，在CBD某影院小厅内就坐的我可以自由选择观影的位置，而且不会因为左右两边都坐满了人而感到一丝拥挤。

　　从大望桥到双井桥，从朝阳门到大北窑，一样的康庄大道上游走这不一样的人和灵魂，他们是公司职员，是学生，是便衣警察，是老板，是民工，是无业游民，是职业犯罪分子，是非职业犯罪但一样会触及刑法的隐形人……他们千姿百态，但同样活动在北京或者任何一座城市的某个角度，构成当代中国飞速经济建设大潮的宏伟蓝图，并成为其中一份子。就像本片所讲述的故事——在北京京东部CBD的天空下，一些人创造着辉煌与奇迹，一些人则是这辉煌与奇迹背后真正的推动力。

　　前不久在央视《记事》栏目露脸的云南摇滚乐队山人有首关于还钱的歌，在歌曲的高潮部分，几个云南汉子齐声怒吼这“还钱”悲天悯人。他们曾经说希望可以在全国的工地上为民工义务表演。不知道在这个谁都是债主，谁都是债奴的区域中是否真的有一些人开始为民工进行表演。很多人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抱怨着农民工进城后带来的道德、法律和公共社会秩序上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建设群体，城市的荣光究竟有何人以螺丝钉之身份去参与建设呢？城市没有培养他们的孩子成为建筑工人。总不能说不建设吧，谁信呢?

　　一部电影说阐述的问题只是电影本身，一篇电影观后感所描绘的场面也只是文章本身。民工刘跃进卷入了一场争斗，不知道公司职员“刘跃进”们会卷入什么，也不知道无业游民“刘跃进”会卷入什么。

　　我们唯一可以确认，并且广泛认可的事情就是——跃进，在北京CBD的天空下。